09 Sep 2019
三天后，我大清早就起床了，两脚一落地，忽然觉得我再也不会卧病在床了。我充分感觉到健康即将恢复。所有这些细枝末节也许不值得写下来，但当时有几天虽然没有发生什么特殊的情况，但是这些日子却宛如可喜的、令人快慰的事情一样，还留在我的记忆里，而在我的记忆里这是罕有的。我暂且不说明我的精神状态；假如读者知道我的精神状态，当然也不会相信的。以后一切最好用事实来说明。我暂时只讲一点：让读者记住蜘蛛的灵魂。有这种灵魂的人，为着“端庄仪表”而想要离开他们，离开这个社会！对“端庄仪表”的渴望是最强烈的，当然是这样，可是这种渴望怎样跟其他天晓得什么渴望结合起来——这对我来说实在是个奥秘。这永远是个奥秘，我曾经千百次对人（似乎主要是俄国人）的这种能力感到惊讶：他们能让最崇高的理想同最卑劣的念头在心里和谐地共存，而且完全是真诚的。这是不是俄国人的心田特别宽广的缘故，因而使俄国人相去甚远，或者不过是一种卑劣的行径——这是个问题！
可是我们不再讲下去。不管怎样，已经到了暂告平静的时候了。不过我心里明白，无论如何应该使健康恢复，恢复得越快越好，以便能够尽快地行动起来，所以我决意摄生，听医生的话（不管他是谁），而且异常慎重地（心田宽广的结果嘛）将狂热的心愿推迟到出走那一天，也就是推迟到恢复健康那一天。预感到狂热的决定即将作出之际，一切宁静的印象和暂时平静的快慰怎么能同那令人难受的愉快而又慌乱不安的心跳是一致的呢，——我不知道，但是我又把一切归因于“心田宽广”了。可是我心里已经没有先前的、不久前产生的不安情绪了；我把一切推迟到那个日子，我如同没多久以前一样，想到未来不再发抖了，而像一个相信自己的财富和势力的富人朝前看了。傲慢和等待着我的对命运的挑战越来越变本加厉，我认为多少是由于我的健康实际上已经恢复，是由于我的生命力很快复原了。现在我十分高兴地回忆着健康完全甚至确实恢复了的那几天。
啊，他们都饶恕我了，也就是饶恕了我那狂妄的行径，这就是我绝对不应该当面骂他们的那些人！我喜欢的就是人们的这一点，我把这称作心灵的智慧；至少这立刻就把我吸引住了，当然，是在一定的程度上。譬如说，我继续跟维尔西洛夫谈话，像最好的朋友一样，但是在一定程度上：一旦过分流露感情（可是感情流露了），我们双方都立刻就克制住了，仿佛有点感到害臊了。这样的情况是有的：胜利者不能不为自己的被战胜者而感到羞愧，正是因为占了他的上风。胜利者显然就是我；我因此也感到羞愧了。
那天早晨，也就是在我旧病复发后又起床了的时候，他顺便探望我来了，那次我头一次从他口中知道，他们对母亲和马卡尔·伊万诺维奇之间的事情彼此有一致的看法；而且他还说，老人的病虽然已见减轻，但是医生还不能绝对保证他。我一口答应他，我今后的一举一动一定更加谨慎小心。当维尔西洛夫把这一切讲给我听的时候，我当时还是头一次忽然发觉，他本人也异常真诚地照顾着这个老人，也就是说，比我能够期望于像他这样的人的要真诚得多，他把老人不知为什么看作是对他本人特别宝贵的人物，而不仅仅是由于母亲的缘故。这立刻引起了我的兴趣，几乎使我感到了诧异，说真的，假如没有维尔西洛夫，我就会忽视这个老人，不加敬重的。他在我心坎里留下了一个最不可磨灭的、令人奇怪的印象。
维尔西洛夫仿佛由于我对马卡尔·伊万诺维奇的态度而害怕了，那就是他并不信任我的智慧和分寸感，所以后来当他看出我有时也能懂得应该怎样对待一个抱完全不同见解和观点的人时，总之，我在必要时能成为一个肯让步的、胸襟宽广的人时，他就感到异常满意了。我也承认（我认为我没有贬低自己），在这个平民百姓身上我发现了关于某些感情和看法的、一种对我来说是十分新鲜的东西——一种我不知道的东西，一种比我自己以前所知道的那些东西要明确而且令人快慰得多的东西。然而，有时只是由于他带着最令人恼火的镇定和不可动摇的态度相信某些明显的偏见，简直不能不令人无法忍受。可是，当然喽，其原因只是由于他的无知，他的心肠甚至是相当好的，心肠这么好的人我在世间甚至还没有见过哩。
我在前面已经说过了，他首先吸引人的是他那异常诚恳的和没有丝毫爱面子的态度；那颗清白的心几乎是可以预感到的。他有过内心的“快乐”，因此也有过“端庄仪表”。他很喜欢“快乐”这个词儿，并且经常使用。诚然，他有时流露出仿佛是一种病态的扬扬得意的心情，仿佛是病态的受感动的心情——说真的，我认为多少是由于他老是发烧的缘故。但这并不有碍于端庄仪表。也有相反的方面：在他身上除了令人惊异的纯朴外，有时他压根儿觉察不出别人的嘲讽（这常常使我恼火），也有一种含蓄的狡猾，这在辩论中是极常见的。他喜欢辩论，但有时只不过是他的一种独特的爱好。显然他的足迹遍布俄国，见多识广，可我要重说一遍，他最喜欢动感情，因此一切都会使他感动的，而且他本人还喜欢讲述非常感人的事情。总之，他很爱讲故事。我从他口中听到过许多他本人的朝拜圣地的故事和最古老的“苦行者”生活上的各种传说。我对于这些故事并不熟悉，但我觉得这些传说里面有许多是他的胡诌外，多半是从民间的口头传说中搬过来的。简直不能容忍别的东西。但是除了明显的改编，或者简直是胡诌外，总是闪烁着一种令人惊异的、完整的、充满平民百姓感情的而且永远感人的东西……例如，我记得这些故事中间的一个冗长的故事——“埃及马利亚[1]的生活”。关于这种“生活”，几乎关于一切类似的生活，我在那时以前是没有任何概念的。我率直地说：听这个故事几乎不可能不潸然泪下，而且不是由于感动，而是由于一种奇怪的喜悦：心里觉得有一种异常的、灼热的东西，正如圣女在那里漂泊的那炙热的、狮子成群的沙漠一般。不过，关于这个我不想说，而且我也不懂。
除了那个故事令人感动以外，我还喜欢其中对当代现实中某些还大可争论的问题的、有时显得异常新奇的见解。例如，他有一次讲述了不久前发生的一个在休假中的士兵的故事；他几乎是这件事的见证人。一个士兵退役回到了家乡，又回到农民那里来了，他不喜欢再和农民们同住，农民们也不喜欢他。这个人鬼迷心窍，喝起酒来，在什么地方抢了某人的东西；没有确实的证据，但是他被捕了，并且受到审讯。在法庭上律师证明他是无辜的——没有证据嘛，但是他听着，听着，忽然站起来打断了律师的话：“不，你等一等说吧，”于是他和盘托出了，“无一遗漏”；他哭泣，悔恨，全都招认了。陪审官们都退庭了，锁上门商议，他们忽然都走出来了，宣布：“不，他没有罪。”大家都叫嚷起来，高兴起来，可是那个士兵却站着，像根柱子一动也不动，压根儿摸不着头脑；首席推事向他晓谕了一番，把他释放了，可是他却莫名其妙。那个士兵又自由了，他还是不相信。他烦恼起来了，陷入了沉思，不吃不喝，也不跟人说话，第五天他忽然自缢了。“这就是做贼心虚的人的下场！”马卡尔·伊万诺维奇下了结论。这个故事当然是捕风捉影的，现在各报上这类新闻极多，可我喜欢这故事的格调，更喜欢有些语言，里面显然含有新的思想。例如，马卡尔·伊万诺维奇讲到这个士兵回到乡下不受农民们欢迎的时候，是这样说的：“我们都知道士兵是什么人：士兵是‘变坏了的农民’。”接着谈到几乎打赢了官司的律师时，他又说：“我们都知道律师是什么人，律师是‘受雇用的良心’。”他说这两句话时，一点也不费劲儿，是随口说的，然而这两句话里却含有对这两个问题完整而独特的看法，当然，不是全体百姓的，但到底是马卡尔·伊万诺维奇本人的，而不是拾人涕唾的！民间对有些问题的看法有时的确是新颖得出奇的。
“马卡尔·伊万诺维奇，您对自杀这一罪过怎么个看法？”我根据上述的理由问他。
“自杀是人类最大的罪过，”他喟然叹道，“但是唯有上帝才是这方面唯一的法官，因为只有他知道一切，知道各种限度和各种办法。我们得为这种罪人祈祷。你每次一听到这种罪过，临睡时就应该感人地为这种罪人祈祷；哪怕为他只向上帝叹息一声也好；即使你压根儿不认识他，——那你为他的祈祷会更有益的。”
“倘若他已经被判罪，我的祈祷对他有帮助吗？”
“那很难说。有许多人，唉呀，有许多人却不信上帝，因而使那些无知的人惘然若失；你不要听他们的，因为他们自己也不知道往何处去。诚然，还活着的人为被判罪的人做的祷告会上达的。假如压根儿没人为他祈祷，他会怎样呢？因此当你临睡前祈祷时，末了务必补上一句：‘主耶稣，愿你饶恕一切没有人为他们祈祷的人。’要知道这样的祈祷是容易上达的，而且是使人愉快的。也要提到那些还活着的一切罪人：‘主宰一切的主啊，愿你拯救一切还未忏悔的人们，’这也是很好的祈祷。”
我答应他，我会祈祷的，因为我觉得，我这样答应他会使他十分满意的。真的，他满脸喜气洋溢；可我急忙补充说，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从来不对我态度傲慢，那就是说，仿佛一个老人对待一个少年似的；相反，他经常喜欢听我讲各种问题，甚至听得出神了，认为他虽然是在跟一个——照他隆重的说法——“青年”打交道（他十分明白，应该说“少年”，而不应该说“青年”），同时他也明白这个“青年”知识上比他强得多。比方说，他常常喜欢谈论在旷野上的隐居生活，认为“在旷野上隐居”无比地高于“朝拜圣地”。我对他进行了热烈的反驳，着重地指出这些人的自私自利，他们遁世和抛弃他们可能会给人类带来的利益，只不过是由于他们拯救自己灵魂的自私自利思想。我开头也不明白，甚至怀疑他根本不懂；但是他竭力为在旷野上隐居辩护：“开头当然替自己惋惜（也就是当你迁居到旷野上的时候），嗯，可是后来你却一天天越来越觉得高兴，接着你就会朝见上帝的面。”我立刻给他描绘了学者、医生或一般的人类之友在人世间所做的有益的活动的全部情景，并使他感觉到了真正的喜悦，因为我谈得很热烈；他不时附和地对我说：“是这样，亲爱的，是这样，愿上帝祝福你，你的想法是对的。”可是等到我说完，他却还是不十分同意：“话是不错的，”他深深地叹了口气，“可是志坚不移的人是不是很多呢？金钱虽然不是上帝，但到底是半个上帝——这是一股强大的诱惑力；何况还有女人，还有自负和忌妒。于是他们把伟大的事业忘却了，尽干小事。在旷野上是这样的吗？在旷野上人甚至会把自己磨炼得很坚强，创造出各种伟大的功绩来的。朋友！世上有什么啊？”他带着过分强烈的感情高声说，“只不过是个幻想吧？你拿一把沙土撒在一块小石头上，等到沙土在你的那块小石头上生长起来，你的幻想才会在世上实现，——我们都这样说的。基督的说法却完全不同了：‘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做众人的仆人。’[2]你就会比以前富有无数倍；因为你不光是由于吃得好，穿得好，也不光是由于自尊心，或是由于忌妒而感到幸福的，而是由于增加无数倍的爱。你将会获得的不是微薄的财产，不是几十万，也不是百万，而是整个世界！如今我们不知足地积攒钱，同时又挥霍无度，可是到那时既没有孤儿，也没有乞丐，因为一切都是我的，一切人都是亲人，我得到了一切人，我博得了一切人的欢心，无一例外！如今屡见不鲜的是，最富有的人和显贵们对自己的漫长日子漠不关心，不知道该怎样消磨；到那时你的日子和时间仿佛会成千倍地增加的，因为你不愿丧失一分钟，会觉得每分钟都过得很快乐。到那时你将会不光是从书本上获得智慧，而将会朝见上帝的面；大地将会比太阳发出更强烈的光辉，没有忧愁，也没有叹息，而只有一个独一无二的、无法以金钱计算的极乐世界……”
维尔西洛夫似乎异常喜欢这些狂热的举动。这一次他恰巧在屋子里。
“马卡尔·伊万诺维奇！”我忽然打断了他的话，我自己无限地激动起来（我忘不了那天晚上），“那么您在宣传共产主义，地地道道的共产主义！”
因为他压根儿不知道共产主义的学说是什么，而且连这个名词也是初次听到的，于是我立即就把我所知道的有关这个问题的一切都讲给他听了。说老实话，我知道得很少，而且是自相矛盾的，直到现在还没有完全弄懂，可是尽管如此，我以极大的热忱把所知道的都讲述出来了。我至今还愉快地记得，我的话曾经给老人留下了异常强烈的印象。这甚至不是印象，而几乎是震惊。同时他对历史的细节最感兴趣：“在哪儿？怎样？谁安排的？谁说的？”顺便说说，我发觉这是平民百姓的一般特点：假如他们有很大的兴趣，他们就不会满足于一般的概念，而一定会开始要求知道最明确的细节。我实在搞不清楚那些细节，因为有维尔西洛夫在座，我为此有点儿感到羞愧，所以我心里更激动了。结果是马卡尔·伊万诺维奇终于感动地对每句话只是反复地说：“是呀，是呀！”可他显然失了线索，不甚了了。于是我恼火了，可是维尔西洛夫忽然把谈话打断了，站了起来，说该去睡觉了。当时我们大家都聚在一起了，时间很晚了。当他一会儿后朝我的屋子里张望一下的时候，我马上就问他：一般地说，他对马卡尔·伊万诺维奇怎么个看法？对他有什么想法？维尔西洛夫愉快地笑了笑（可他压根儿不是讥笑我关于共产主义的想法上的错误——相反，他并没有提到过这些错误）。我再说一遍：他好像对马卡尔·伊万诺维奇很有好感；当他听着老人说话的时候，我常常在他脸上看到异常讨人喜欢的微笑。不过微笑绝不有碍于对他的评论。
“马卡尔·伊万诺维奇首先不是农民，而是一个家奴，”他极乐意地说，“前家奴和前仆人，他是仆人所生，仆人中的人。家奴和仆人们对自己主人往日的私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很感兴趣。你要注意，马卡尔·伊万诺维奇至今对老爷和上流社会的生活中所发生的事件兴趣最浓。你还不知道他对最近在俄罗斯发生的某些事件的关注达到了何等程度？你可知道他是个伟大的政治家？只要讲讲谁在哪儿打仗，我们往后会不会打仗，不给他饭吃都行。以前我常常用这一类话使他快乐。他很尊重科学，在一切科学中他更爱天文学。然而他心里还培养了一种独立的、坚不可摧的东西。他具有一些坚定的、相当明确的……真正的信念。虽然他完全没有受过教育，但是他忽然能以对某些概念的惊人知识使人震惊，因为人们万万想不到他有这一手。他兴高采烈地赞扬在旷野上的隐居生活，但他无论如何不去旷野隐居，也不进修道院，因为他是个十足的‘流浪者’，亚历山大·谢苗诺维奇就是这样亲切地称呼他的。顺便说说，你生他的气未免没有理由。嗯，最后还有：他有点儿像个艺术家，有很多自己的词汇，但也有不是他自己的。在他的逻辑上有若干不足之处，有时很抽象；他具有感伤的情绪，但完全是平民百姓的，或者不如说，具有我们平民百姓广泛地带进宗教的情感里去的、他们所共有的、那感人的激情。我不谈他的正直和善良，因为咱们不应该讨论这个问题……”
为了对马卡尔·伊万诺维奇作全面的评述，我要转述一下他的一个故事，其实是一个关于他的私生活的故事。这些故事的性质是令人奇怪的，更确切地说，其中没有任何共通的性质；不可能引出某种教训或普遍的倾向，除了或多或少令人感动的以外。但也有不令人感动的，甚至也有十分令人愉快的，甚至还有讽刺某些生活放荡的修士的，因此他讲述时，简直是有害于自己思想的，——我也向他指出过这一点；可他不理解我的意思。有时难以想象他讲这个故事的动机是什么，因此我有时甚至对他的喋喋不休感到诧异，认为多少跟衰老和病态有关。
“他和以前可不一样了，”维尔西洛夫有一次对我悄声说，“他以前压根儿不是这样的。他很快就会死的，会比我们所想的要快得多，应该准备后事了。”
我忘记说了，我们搞了一个类似“晚会”的聚会。除了寸步不离马卡尔·伊万诺维奇的我的母亲以外，维尔西洛夫也每晚必到他的屋子里来；我也常常来，再说，我也没有别的地方可去；最近几天，丽莎几乎经常来，虽然比别人晚些，而且几乎总是默默地坐着。塔季雅娜·巴甫洛夫娜也常来，医生虽不常来，但也来，不知怎的，我忽然和医生交了朋友，虽然还不大投机，但至少以前的那种举动没有了。我喜欢的仿佛是我终于在他身上看出的那种憨直，也喜欢他对我们家庭的依恋，因此我终于决意原谅他在医学上的自负，此外，我还教会他洗手，清除指甲里的污垢，即便他没有能够穿上清洁的内衣。我率直地对他说，这根本不是为了讲究衣着，也不是为了什么优美的艺术，然而爱清洁是医生这个职业必须具备的要素，我当时还向他证明了这一点。卢克里亚终于常常从自己的厨房里走到门口来了，站在门外听马卡尔·伊万诺维奇讲故事。维尔西洛夫有一次把她从门外叫进来，请她和我们坐在一起。我很喜欢他这样做；可是从那以后她再也不到门口来了。她有自己的脾气！
现在我不加选择地复述其中的一个故事，唯一的原因是由于我记得较为完全。这是关于一个商人的故事，我认为这一类事件发生在我们城市里和小镇里的就有几千件之多，只要人们知道怎样去寻找。如果有人愿意，可以不读这个故事，何况我是用他的话语来讲述的。
现在我要讲的是，在我们那儿的一座叫阿菲米耶夫斯克的城市里出现了这样的一个奇迹。城里有一个叫马克辛·伊万诺维奇·斯科托鲍依尼科夫的商人，在全区里没有比他更富有的人了。他开办了一家花布织造厂，雇用了几百名工人；他自命不凡。应该这样说，一切都要按照他的意思去办，官厅方面一点儿也不加留难，因为他为修道院捐献了巨款，修士大司祭对他的热心感谢不尽。当他起了妄念的时候，他深深地为自己的灵魂叹息，并相当关心未来的世纪。他的妻室已经亡故，膝下没有儿女；说到他的妻子，谣传说他仿佛还在结婚头一年就作践她，他从年轻时起就喜欢随意打人；不过这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他再也不愿用结婚来束缚自己。他也贪杯中物，时候一到，他就会喝得醉醺醺的，光着身子满城乱跑，大喊大叫；那座城市并不著名，充满了罪恶。等时候一过，他又大发脾气，凡是他认为合适的，都是好的；凡是他吩咐的，都是对的。他随意支付工人的工资；他拿来一个算盘，戴上眼镜，问：“福玛，你应该领多少？”“从圣诞节起我没有领过工钱，马克辛·伊万诺维奇，我一共可领三十九个卢布。”“嘿，这么多钱！你没有那么多钱可领；你也不值这么多钱；你压根儿不配拿这么多钱，减去十个卢布，拿二十九个卢布吧。”那人不吱声；也没有一个人敢说个不字，大家都不吱声。
他说：“我知道应该付给他多少钱。可不能用别的办法来对付这里的人。这里的人都堕落了，我不给他们活干，他们在这里都会饿死的，这里的所有人都会饿死的。这里的人也可以说都是贼，看见什么就想偷，一点英雄气概也没有。也可以说他们都是醉鬼；你付给他工钱，他就会把钱送到酒店里去，在酒店里坐到赤身露体——一丝不挂，双手空空如也才出来。他们也是坏蛋：这种人会坐到酒店对面的石头上悲叹起来：‘我的亲娘啊，你为什么生我这样一个不可救药的醉鬼？你不如把我这样一个不可救药的醉鬼一生下来就掐死！’难道这是一个人吗？这是一头野兽，不是一个人；应该首先教育这种人，然后再给他工钱。我知道什么时候给他工钱。”
马克辛·伊万诺维奇就是这样谈到阿菲米耶夫斯克城里的人的；虽然他说了他们的坏话，但毕竟都是事实：那里的人都刚愎自用、反复无常。
在那座城里还住着另一个商人，他已经死了；他是个年轻人，举止轻率，因经商失败，弄得倾家荡产。最后一年像沙滩上的一条鱼拼命挣扎，他的末日来临了。他跟马克辛·伊万诺维奇关系一直不好，欠了他许多钱。弥留之际，他还在咒骂马克辛·伊万诺维奇。他身后遗下了一个还很年轻的寡妇和五个孩子。一个孤苦伶仃的小寡妇死了丈夫，好比一只小燕子没有归宿，——对她的考验可不轻啊，何况还有五个嗷嗷待哺的孩子：马克辛·伊万诺维奇夺走了她最后的一份财产，一所木房子抵了债。她叫孩子们并排地站在教堂门前的台阶旁；长子八岁，其余的都是女孩子，她们都相差一岁；大女儿四岁，最小的一个还抱在手里吃奶。祷告结束后，马克辛·伊万诺维奇从教堂里走了出来，孩子们都并排地跪在他面前——是母亲预先教好的。他们都合着手掌，她自己跪在他们后面，手里抱着第五个孩子，当着众人向他叩头：“马克辛·伊万诺维奇老爷，你饶恕饶恕孤儿们吧，不要夺走最后一块面包，不要把他们从家园里撵走！”当时在场的人没有一个不掉泪，她把孩子们教得实在好。她心里想：“当着大家的面他爱面子，会心软的，会把房子归还给孤儿们的，”但是结果却相反。马克辛·伊万诺维奇站住了，说道：“年轻的寡妇，你想要嫁人，可不是为孤儿们哭泣。死者临终前还诅咒我来着，”他打旁边走过去了，不肯把房子退还。“为什么学人家的傻劲（也就是发慈悲）？要是你做好事，人家会把你骂得更凶；这一切并不能给人多少帮助，只不过名声倒更坏了。”但是名声当真更坏了：仿佛十年前他就暗中勾引过当时还是少女的这个小寡妇，在她身上花了许多钱（她当时长得很俊），忘记了这种罪孽和破坏教堂一样严重；可他当时并没有达到目的。他在城里，甚至在整个省里都干过不少这一类卑鄙龌龊的勾当，在这种事情上他甚至是肆无忌惮的。
尽管母亲和孩子们都哭哭啼啼，他还是把孤儿们撵出了屋，不仅仅是出于恶意，有时一个人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固执。的确，起初他们得到了人家的帮助，后来她出去找活儿干。不过我们这里除了那家工厂还有什么挣钱的地方呢；她有时替人家擦地板，有时在菜园里除草，有时给澡堂生火，有时抱着最小的一个孩子痛哭一场；其余四个孩子都穿着破衬衫在街上乱跑。当她叫他们跪在教堂门前台阶旁的时候，他们毕竟还穿着鞋，不管是怎样的鞋；他们毕竟还穿着上衣，不管是怎样的上衣，因为他们都是商人的孩子啊；可是现在他们都光着脚跑来跑去：我们都知道，孩子身上的衣服是破得很快的。嗯，孩子们都毫不在乎：只要出太阳，他们就高兴，并不觉得有致命的危险，像小鸟一般无忧无虑，他们的嗓音像铜铃般清脆悦耳。寡妇心里想：“冬天将来临，我不知道把你们安顿到哪里去，但愿到那时上帝会把你们唤去！”只是她没有等到冬天。在我们那个地方有一种叫咳嗽病在孩子们中间流行，这种病叫百日咳，会传染的。那个吃奶的小女孩最先死去；其余的孩子们也跟着生病了，就在那一年秋天，四个女孩子相继夭折了。诚然，其中一个是在街上被马踩死的。你怎么想？她把她们埋葬后，痛哭了一场。她起初诅咒她们，但是她们死了后，她又觉得伤心了。真是慈母心肠！
只有她最大的一个男孩活了下来，她非常疼他，简直不敢对他吹一口气。他弱不禁风，脸长得像小姑娘一般可爱。她把他送到一家工厂他的教父那里去了，他是厂里的一个工头，而她自己到一位官吏家里去当奶妈。那个男孩有一次在院子里奔跑，这当儿马克辛·伊万诺维奇坐着一辆双套马车忽然驶过来，他恰好喝过些酒；那男孩从楼梯上朝他直冲过来，也就是无意中滑下楼来，正好他从马车上走下来，直撞到了他身上，男孩子便用双手抱住了他的肚子。他一把揪住了他的头发，大叫道：“这是谁家的孩子？拿藤条来！立刻当着我的面抽他一顿。”男孩子吓得面如土色，他们开始抽他，他叫嚷起来了！“你还要叫嚷？狠狠地抽他，把他抽到不再叫嚷为止！”不管抽多抽少，他都没有停止过叫嚷，直到完全不省人事。这时他们都害怕了，不再抽他，男孩子不省人事，躺在地上，奄奄一息。后来他们说，他们只稍微抽了他几下，他胆子小，吓坏了。马克辛·伊万诺维奇也害怕了：“这是谁家的孩子？”他问；人家告诉了他。“哎呀！快把他送到他母亲那儿去；他干什么在工厂里闲荡？”后来他两天没说过话，又向人打听：“孩子怎样啦？”可是孩子的情况不好：他病了，躺在母亲那半间屋子里，为了照顾孩子，她把官吏家当奶妈的位置也丢了。他得了肺炎。“哎呀！”马克辛·伊万诺维奇说，“这是怎么回事啊？要是把他抽得太重了，那还可以说；只不过轻轻地抽了几下。其他的人我也是这样抽的，都没有出这样的乱子。”他等待男孩子的母亲去控告，傲慢地默不作声；看来母亲不敢去控告。于是他给她送去了十五卢布，还打发医生去诊治；不是他害怕了，而是他有所顾虑。他的大限越来越近了，他接连喝了三个礼拜酒。
冬天过去了，基督复活节那天，在这个最伟大的日子里，马克辛·伊万诺维奇又打听：“那个男孩子怎样啦？”他沉默了一个冬天，没有打听过。有人告诉他：“他的病好了，住在母亲那里，她常常出去干零活。”马克辛·伊万诺维奇当天就去找寡妇，他没有走进房子里去，而是把她叫到大门外来的，他自己坐在轻便马车上，说：“贞洁的寡妇，是这么一回事，我想要做你儿子的名副其实的恩人，给予他无限的恩泽：我要带他到我家里去。假如他能稍微讨我喜欢，我就会给他一笔数目可观的财产；假如他能完全博得我的欢心，我可以确认他为我死后我的全部财产的继承人，和我亲生的儿子一样，不过你本人除了重大的节日可不能到我家里去。假如你认为可以照办，那么明天早晨你就把孩子带来，他可不能老是玩羊拐子。”他说完就走了，弄得那母亲像发了疯似的。人们都听到了，对她说：“孩子长大起来，他会怪你使他错失了这样的一个好机会。”她朝孩子哭了一夜，第二天早晨就把他送去了。那男孩子吓得半死。
马克辛·伊万诺维奇把他打扮得像个少爷，还请来了一位教师，从此就教他读书；甚至不让他离开一步，总是叫他待在自己身边。孩子一打哈欠，他就叫道：“念书！你要好好学习：我希望你成为一个有用的人。”瘦弱的孩子自从挨了那顿揍后就咳嗽起来了。“在我这里还过不惯吗？”马克辛·伊万诺维奇感到纳闷，“在母亲那里光着脚跑来跑去，啃面包皮，为什么他现在比从前更消瘦了？”可是教师说：“每个孩子都应该玩玩，不能老是读书；他需要活动活动，”教师向他讲明了道理。马克辛·伊万诺维奇沉吟了一下：“你说得很对。”那个教师叫彼得·斯杰潘诺维奇，他将会进天国，像是个狂信苦行的基督教徒；他贪杯中物，甚至酗酒，所以人家早就不请他教书了，他住在城里，一直靠人家施舍度日，但他却具有大智大慧，学问渊博。“我不应该在这里教书，”他暗自说，“我应该到大学里去当教授；我在这里是没有出息的，‘我对自己身上的衣服感到厌恶了’。”马克辛·伊万诺维奇坐了下来，对那个男孩子叫道：“你去玩玩吧！”但是那男孩子在他面前连气也不敢喘一下。那孩子甚至连他的声音也受不了，因此浑身战栗起来。马克辛·伊万诺维奇觉得更纳闷了：“他到底是个怎样的孩子啊；我把他从泥泞里救了出来，给他穿上细呢子衣服；脚上是布制的靴子，衬衫上绣了花，把他打扮得像个将军的儿子，他为什么还不信赖我？为什么像小狼般地悄没声儿的？”虽然大家对马克辛·伊万诺维奇的纳闷早已不以为奇了，但是这时又觉得奇怪起来：这人莫非发疯了，跟这样一个小孩子纠缠不休。“我不愿活了，但一定要彻底改变他的性格。他父亲弥留之际还诅咒我来着；他具有他父亲的性格。”他甚至一次也没有使用过藤条呢（他从那以后就感到害怕了）。他把他吓坏了，原来如此。他不用藤条已经把他吓坏了。
于是事情发生了。他刚一出去，那个男孩子就丢下书本跳到了椅子上：他先把皮球向小衣柜扔去，于是想去拿皮球，但是袖子钩住了衣柜上的一盏瓷灯，那瓷灯砰的一声掉在地板上，砸得粉碎，这阵响声在整座房子里都听得见，而这件东西是很名贵的——萨克森的瓷器嘛。这时马克辛·伊万诺维奇忽然在第三间屋子里听到了，就大叫起来。那孩子吓得没命地逃跑了，跑到了露台上，穿过花园，打后门径直跑到了堤岸上。那条堤岸是一条林荫道，那儿古老的柳树成行，是个好去处。他往下跑到了河边，人们都看见他举起双手一拍，站在渡船码头上，看见水感到害怕了，还是怎的——一动不动地待在那里。这地方很宽阔，河流湍急，有几艘平底货船驶过，在彼岸有店铺、广场，教堂的金色圆顶熠熠发光。这当儿恰巧有一位费尔津上校夫人带着一个女儿急匆匆地赶到渡口来了——那里驻扎着一支步兵联队。她的女儿也是个约摸八岁的孩子，穿着一身洁白的衣服，看着那个男孩嘻嘻地笑，她手里拎着一只乡下小篮，篮里放着一只刺猬。她说：“你瞧呀，妈妈，这个男孩在看我的刺猬哪。”“不，”上校太太说，“他心里有什么害怕。”“您害怕什么啊，漂亮的孩子？”（这一切都是人家后来讲的。）她说：“这是一个多么漂亮的孩子，穿得多好啊；”“您是谁家的孩子？”她问。可他还从来没有见过刺猬，就走近去看，看得出神了——儿童都是这样的！他问：“您篮里是个什么东西？”小姐说：“这是一只刺猬，我们刚从一个乡下农民那里买来的，他在树林里捉来的。”男孩子问：“刺猬是什么东西？”他边笑，边用指头去触它，刺猬身上的刺一根根竖立起来了，小女孩很喜欢这个男孩，说道：“我们把它带回家去，我们要驯养它。”男孩子说：“哎，把您那只刺猬送给我吧！”他很恳切地请求她，话音刚落，马克辛·伊万诺维奇忽然从岸上跑到他跟前来了，说道：“咦！你在这里！捉住他！”（他气得连帽子也没戴就从家里跑出来追赶他。）于是男孩就想起了一切，他大叫一声，向河边跑去，把两个小拳头紧贴在胸前，望了望天，（他们看见了，他们看见了！）——就扑通一声跳入河里去了！嗯，大家都喊叫起来，从渡船上跑下来，开始打捞，但是这孩子被水漂走了，水流很急，等到捞上来，已经被水憋住，——没有气息了。他的胸部很弱，经受不住水的压力，而且这样的一个孩子能吸入大量水吗？在人们的记忆里还没有过这样年幼的孩子自杀之事！真作孽！这个小小的灵魂在那个世界上能对上帝说什么呢？
从那以后，马克辛·伊万诺维奇开始思考起那件事来了。人变得认不出来了。他当时心里很难过。他喝起酒来了，喝了很多酒，可是后来戒了酒——也无济于事。他不再上工厂去，也不听任何人的话。人家对他说什么——他总是一声不吭，或者把手一挥。他这样过了大约两个月，以后就自言自语起来。他边走，边自言自语。近郊的瓦瓦希科瓦村失火了，烧掉了九座房子；马克辛·伊万诺维奇跑去察看。遭灾的人们都围住他，都号啕大哭，——他答应帮忙，还下了命令，接着又叫来了工头，把答应的一切全都取消了。“不必啦，”他说，“什么也不给，”也没有说明什么理由。“上帝让我遭众人鄙视，好像我是个恶人，那好吧。我的恶名声像一阵风一样到处传开了。”修士大司祭亲自跑来找他，这是个严厉的长老，在修道院里他总管一切。“你在干什么？”他说，神色那么严厉。“我要告诉你，”马克辛·伊万诺维奇打开了《圣经》，指着一节：
“凡使这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的，倒不如把大磨石拴在这人的颈项上，沉在深海里。”[3]
“对啊，”修士大司祭说，“虽然没有直接讲到这件事，但到底是有关系的。不幸的是，假如一个人失了分寸——那个人就会完蛋。可你却自命不凡。”
马克辛·伊万诺维奇木然坐着，修士大司祭瞧了他一眼。
“喂，”他说，“你可要记住。据说：‘绝望的人会信口乱说的。’你也要记住，上帝的天使们也不是都完美无缺的，唯有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才是完美无缺的、圣洁的，天使们都侍候他呢。而且你也并不希望这孩子死去，他只不过是轻生罢了。不过这点我甚至觉得是不可思议的：比胡作非为更坏的事难道你干得还少吗？被你弄得倾家荡产、沦为乞丐、被你奸污、受你毁害的人难道还少吗？——这不是和杀人一样吗？他的妹妹们不是还在他之前就一个个死去了？四个孩子全都夭折了，几乎都在你眼前死去的。为什么唯独他使你惶惶不安？对以前的那些人，我认为你不但不怜悯她们，而且想也不想到她们了？你为什么那么害怕那个孩子，你对他不是问心无愧的吗？”
“我常常梦见他。”马克辛·伊万诺维奇郑重地说。
“怎么回事？”
可是他不再说下去，默然坐着。修士大司祭觉得很诧异，因此走了：你拿他没有办法。
马克辛·伊万诺维奇打发人去请教师，就是去请彼得·斯杰潘诺维奇；他们自从发生了那件事以后没见过面。
“你可记得吗？”他说。
“我记得。”彼得·斯杰潘诺维奇说。
“你在这儿饭店里画过油画，你还临摹了主教的像。你能不能给我画一幅油画？”他问。
“我可以照办，”彼得·斯杰潘诺维奇说，“我是多才多艺的，我可以照办。”
“你给我画一幅最大的画，要画得有整堵墙那么长，先画一条河，也要画斜坡和渡口，应该把当时在那儿的一切人全都画上，也要画出上校太太和小女孩，那只刺猬也要画上，还要给我画出彼岸的全景，可以看到一切景物：教堂啦，广场啦，小铺子啦，马车停车场啦，——把一切全都画出来。那个男孩站在渡口，即站在河边那个地方，一定要画出他的两只小拳头紧贴在胸前，紧贴在两个小乳头上。一定要这样画。你要在他前面，即从彼岸的教堂上空展开一片天空，让全体天使都在天空中飞奔而来迎接他。你能不能恰到好处地描绘出来？”
“我都能画出来。”
“我可不需要像你那样的拙劣的画家，我可以到莫斯科去聘请一位第一流的画家，甚至可以从伦敦去聘请来，可你要记住他的面容。假如画得不像或者不大像，那我只给你五十卢布，不过假如画得十分像，我就给你两百卢布。你要记住，那双小眼睛是浅蓝色的……一定要画成一幅最大最大的画。”
一切都准备就绪了；彼得·斯杰潘诺维奇开始画起来，他忽然又跑来了：
“不行，”他说，“我没法画成这个样子。”
“为什么？”
“因为自杀这种罪过是一切罪过中最严重的。犯了这样的罪过以后，怎么还会有天使来迎接他呢？”
“可是他是小孩呀，他没有罪。”
“不，他不是小孩了，他已经是个少年了：出事时他已经八岁了。他到底应该负些责任呀。”
马克辛·伊万诺维奇更害怕了。
“可我倒有个办法，”彼得·斯杰潘诺维奇说，“我们不必画天，也不画天使们，我要画一道光，一道很明亮的光，从天空中照射下来，好像来迎接他似的：反正有个什么东西就行了。”
他就画了一道光。后来隔了若干时候，我看到了这幅画，这道光和一条河——这幅画有整堵墙那么长，全是蓝色的。那可爱的少年站在那里，把两手紧贴在胸前，那个小姑娘和那只刺猬——恰到好处地全都画上了。不过马克辛·伊万诺维奇当时不肯把这幅画给任何人看，却把它锁在书斋里，不让大家看。城里的人都急于想要看看这幅画；他吩咐把他们撵走。当时闹得满城风雨。可是彼得·斯杰潘诺维奇当时仿佛得意忘形了，说道：“我现在一切都能画了；我应当只在圣彼得堡宫廷里供职。”他为人和蔼可亲，但是非常喜欢自命不凡。他鸿运高照了：他得到了两百卢布，马上就喝起酒来，把钱拿给大家看，还自吹自擂；同他一起喝酒的我们那个小市民在夜里趁他喝醉的时候，把他杀死了，抢走了钱；第二天早晨才被发现。
事情的结局就是这样，那里的人现在都还记得呢。马克辛·伊万诺维奇忽然来找那个寡妇：她住在城郊向一个小市民租借的农舍里。这一次他走进院子里去了；在她面前站定了，向她深深地一鞠躬。她受了那次打击就病倒了，几乎不能动弹了。“好妈妈，贞洁的小寡妇，”他苦苦哀求道，“嫁给我吧，嫁给我这恶人吧，让我能够活下去！”她吓得半死地瞧着。他说：“我希望我们能再生一个男孩，假如他生下来，那么那个死去的男孩就会饶恕咱们俩了。那男孩是这样吩咐过我的。”看到这个人已经精神失常，好像发狂似的，她到底忍不住了。
“这一切都算不了什么，”她回答他道，“不过是胆怯罢了。由于那种胆怯，我失去了我所有的孩子。我不能看见您，更不能接受这种没完没了的痛苦。”
马克辛·伊万诺维奇坐着马车走了，但还不死心。这件咄咄怪事轰动了整个城市。可是马克辛·伊万诺维奇打发媒婆去说媒。他写了信去把自己的两个婶婶从省城里叫了来，她们都是做工的。她们都不是他的婶婶，但到底是亲属，总算赏了脸。她们开始规劝她，用甜言蜜语引诱她，赖在屋子里不走。马克辛·伊万诺维奇还打发城里的商人们、大教堂的大司祭们和官太太们前来；整个城市把她围住了，可她甚至感到厌恶了，说：“除非我的孤儿们都复活了，可我现在为什么要干这种事？我对我的孤儿们会犯下多么严重的罪啊！”他叫修士大司祭来劝她，修士大司祭附着她的耳朵悄悄地说：“你可以使他成为一个新人嘛。”她非常害怕。但是人们都觉得她这人很奇怪：“她怎么会拒绝这样的幸福！”他终于用下面的话打动了她的心：“他到底是自杀的，他不是小孩，已经是少年了。按照他的年龄已经不能让他进圣餐了，因此，他应该负些责任了。假如你能和我结为夫妇，我答应建造一座新的教堂，以便永久追荐他的亡魂，决不食言。”她对这个建议没有表示反对，答应了。于是他们结婚了。
大家都非常惊奇。从第一天起，他们就真诚相爱，夫妻相敬如宾，如胶似漆。她就在那一年冬天怀了孕，他们开始上教堂去，担心上帝会震怒。他们到过三个修道院，聚精会神地听神启。他建造了他许诺过的教堂，还在城里建造了一所医院和一所养老院。他捐款救济寡妇和孤儿。他回忆了所有受过他欺侮的人，想给他们赔偿。他慷慨解囊，所以他的夫人和修士大司祭都竭力加以拦阻，因为他们都说：“这已经够了。”马克辛·伊万诺维奇听从了他们的劝告。“我那次克扣了福玛的工钱。”他说。不过，他补发了福玛的工钱。福玛甚至哭了起来，说：“我，我已经领了那么多……本来已经很满意了，我应该经常不断地向上帝祈祷。”因此这件事使大家都很感动。可见大家都说得对，人活着就要做出好榜样。那儿的人都是好心肠的。
他的夫人亲自管理工厂，管理得那么好，现在大家都记忆犹新。他没有戒酒，但在那些日子里她悉心服侍他，后来又给他治病。他说话很郑重，连嗓音也变了。他变得无比地仁慈了，连对牲畜也是如此：从窗子里望见一个农夫猛揍马的头部，他立刻就打发人去以双倍的价格把那匹马买了下来。他动不动就掉泪：不论谁跟他说话，他都会热泪盈眶。当她的预产期临近时，上帝终于允准了他们的祈祷，给他们送来了一个儿子。马克辛·伊万诺维奇从那以后还是第一次感到高兴；他广为施舍，把人家欠他的债全都豁免了，举行洗礼宴那天，他邀请了全城的人。他邀请了这个城里的人，第二天他脸色阴沉得犹如黑夜，出去了。夫人看出他有什么心事，便把新生的孩子抱到他跟前，说道：“这少年原谅了我们，他领受了我们的眼泪和我们为他做的祈祷。”必须这么说，他们一年来缄口不提这件事，他们俩只是把它藏在自己的心底里。马克辛·伊万诺维奇脸色阴沉得犹如黑夜，瞥了她一眼，说：“等一等，他大约有一年光景没有来了，可是昨天夜里我又梦见了他。”“听到了这两句令人奇怪的话后，恐惧初次闯进了我的心灵。”她后来想了起来。
他梦见了少年不是无缘无故的。马克辛·伊万诺维奇话刚落音，可以说，差不多就在那个时刻，新生的婴儿出事了：他突然得了病。那孩子病了八天，他们不断地祈祷，请来了许多医生，还派人搭火车从莫斯科请来了一位名医。医生一到，就大发脾气。他说：“我是一个名医，全莫斯科都在等我。”他开了药水，就急急忙忙赶回去了。他拿去了八百卢布。可是那婴孩到晚上就死了。
后来怎样呢？马克辛·伊万诺维奇把所有财产全都给了他那亲爱的夫人，全部钱和文件也都交给了她，用法律手续办妥了这一切，然后站在她面前，朝她深深地一鞠躬：“你放我走吧，我最亲爱的夫人，救救我的灵魂吧，趁还有拯救的可能。如果我虚度光阴，无益于我的灵魂，那我再也不回来了。我是铁石心肠，残酷的，让大家受累，可我相信，对于我的悲痛和即将离家出走，上帝不会不给予报答的；因为抛弃这一切是要遭受不少苦难和不少悲痛的。”他的夫人泪流满面，劝阻他：“现在我只有你一个亲人了，叫我去依靠谁啊？一年来我牢记着你的恩惠。”一个月来全城的人都劝导他，恳求他，并且决定强行看住他。但是他不听他们的劝导，黑夜里偷偷地溜走了，再也没有回来过。听说，他在各处漂泊，甚至熬受到今天，但他每年来探望一次他那可爱的夫人……